法治日报记者 朱宁宁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近3亿人，其中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达8400多万人，成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吴秀章近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系统介绍了相关工作基本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科学规划和部署。
应当看到，当前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还面临很多新挑战，劳动关系界定难、法律制度保障欠缺、社保覆盖不足、基本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平台企业责任落实不够、维权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建言献策，为完善相关制度、破解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难题提供路径。
立法滞后成关键瓶颈
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人员由于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劳动法律，很多问题在原有的法律框架下不好解决。郭树清委员建议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和权益保障进行单独立法。
还有多位委员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社会保险法等法律，为灵活就业群体参保提供法治保障。
“现有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就业促进法等对这部分群体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尚未形成全面、有效的制度覆盖，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蒋卓庆委员建议有针对性地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细化“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落实“应建尽建”原则，同时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等底线要求，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算法”“抽成比例”等方面的硬约束，防范平台利用优势地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谭天星委员建议抓紧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在医疗保障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制定、修改的过程中将相关问题纳入其中，适时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或通过有关决定，同时支持各地先行先试，制定地方性法规。
甄占民委员呼吁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解决人社、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政策衔接问题，强化对平台算法的监管，推动算法治理从“事后监管”转向“事前规范”，督促平台企业承担起更多主体责任。
降低成本破参保难题
灵活就业者社保参保率偏低是权益保障的一大短板。
鉴于缴费负担重是参保意愿低的重要原因，郭树清建议探索由平台按工资收入来源比例承担部分社保缴费责任，并适度调低缴费比例或提高个人账户占比。杨振武委员呼吁研究完善灵活就业者参加“五险”的实现途径，支持地方试点更具行业针对性的社保制度，降低参保成本。杜家毫委员建议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平台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多渠道多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提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25年10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达17个，累计2325万人参保，“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模式获得委员们的认可。李慧琼委员认为试点覆盖面仍需扩大，建议加快实现主要平台企业、主要用工类型全覆盖，研究将家政服务、同城货运等更多行业纳入试点，并试点“按单缴费、按日参保”机制，实现“劳动即参保”。
甄占民建议加快职工保险与居民保险融合，建立以居民身份为统一标识的社保体系，同时推动平台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补充，缓解劳动者对收入稳定性的担忧。
多元治理助多方共赢
在立法与社保制度完善的同时，委员们还强调多元治理的重要性。
多位委员建议加强平台企业工会组织建设，探索灵活就业群体工会新形式。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监督有待进一步加强，依托安全生产开展劳动者权益保护，是有效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杜小光委员建议将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安全生产一并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案件范围。
安立佳委员特别强调配资公司平台，立法与政策制定需兼顾行业差异，听取商会和企业意见，避免“一刀切”误伤行业，推动平台、经营者与劳动者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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